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，孤独的梵高倒卧在阳光灿烂的麦田，狂野、执着、与浊世的格格不入，

他的人生，几乎成为后世人眼中艺术天才共同的命运，于是也为诸多伪天才们提供了方便的表演模式。

梵高死于三十七岁，孙星阁却自在地活到了九十九高龄，虽然他的狂野、执着、与浊世格格不入，毫不稍减于前者。百年来，东方文化在丛林法则的冲荡下风雨飘摇，但有一点不容置疑的优势，乃是对人心的护养，它使坚信它的人们精神世界不至倾覆，养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

岁月使大部分人的眼珠在中年时期逐渐浑浊黯淡，小部分人偶尔能闪射锐利阴沉的光芒。而真正的艺术家，眼神却总是清澈的，一如童真年代，这是上天给予这一小部分人的赏赐，或者说是补偿，这种眼神是无价的——当然，无价常常被理解为无价值。

一九九六年，孙星阁那双清澈童真的眸子终于合上，人们只能从他画幅中的笔墨隙缝中寻觅，与那种特别的眼神对话。

孙星阁的从艺生涯，自童年起计有九十余年，这个令人惊羡的数字似乎解释了他震撼人心的笔墨功力何来，但长寿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。心灵的高纯度，故能专注，他的艺术悟性达到了异常的高度，在同时代人浮于“另辟蹊径，横向发展”之时，他却能披荆斩棘，在前人画得烂熟的题材如山水梅兰竹堆中，在一条纵线上攀沿而上，横绝峨眉之巅。

孙星阁的艺术理论证实了他艺术本体论者的身份，他的画论基本是在最典型的文人画体系基础上的延伸与补充，但句句振聋发聩，这是因为其每一字，都有强大的实力、有成功作品作证，故而令人信服。尤其是文人画的笔墨、书法、文学的不可分割，早早预言了时下中国画的困境。

孙星阁集画、书、印、诗诸技于一身，其中以画功力最强，他喜用羊毛长锋，以绝无花巧的中锋，一笔一画，如长枪大戟，硬桥硬马，开山破石。山水草木在他的笔下，充盈着一种独特的凌厉之美，这是当前市场上制造赝品的人无法模仿的。这种凌厉辛辣直至孙星阁暮年分毫不减退，所谓温文尔雅、冲虚澹泊等文人文化条框，显然羁束不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个性之马。读孙星阁的画，在个性张扬得淋漓酣畅的笔墨间，分明有星空明亮的梵高、草叶蓬勃的惠特曼之面目在，但其作品的构成，却又全然是最典型的中国文人画元素与法度—如基因的遗传与变异，不可调和的矛盾纠结冲突，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孙星阁。

孙星阁笔下营造了一个冷峭孤高纤尘不染的世界，有松风山月，玄鹤鸣泉，唯古之方外高士，始堪共赏奇文，同析疑义。“不喜万人爱，只怕一人识”，这种洁癖，他的精神世界超尘脱俗，不是闲人想来就来的那些旺角弥敦道上甜品店。梵高的幸运在于有个无私的弟弟，孙星阁的幸运在于膝下有孝儿，故他们能心无旁骛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成就其艺术精神的圆满。

在这种圆满的精神世界中遨游，人生清贫而快乐，却没有遗憾。于孙星阁而言，画外无道，画画就是道，审美理想就是最高理想。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不必谋权位，亦不必做哲人，画画的过程已经给予了他大欢喜、大成就感，如此纯正的艺术家在美术史上属于凤毛麟角，孙星阁就是一个。孙星阁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除有过了为抗战筹款的记录，几乎找不到百年世道人心天翻地覆在他艺术年表上的痕迹，他根本上就生活在一个与世无关的自由王国。在世俗人眼里，他是一个快乐的不老顽童；而在他自己的精神领地里，他是快乐的专制君主。

百年来世道畸变，现代艺术史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艺术本体论的位置，而乱世之中，论到纯艺术，的确也太奢侈。大部分艺术家的人生与政治无法分割，其实是可悲的。如时下论及岭南二高一陈，必言其如何自制炸弹谋刺满清大员，又因三杰闹革命，其画派也必革命且将永远革命云云。而西方人却普遍认为这样才对：缴回刺刀，让画家躲起来画他的画去，再向他们的作品脱帽致敬。纵使毕加索没有画过那幅《格林尼卡》，也毫不影响其毕生成就。天才孙星阁多年来的被冷落，乃是因为他是一个避世者，一个艺术本体论者，在文化逐渐昌明的盛世年代，孙星阁终将水落石出。

然而被冷落或水落石出，与孙星阁本人已没有任何关系，他毕生不知钻营为何事，纵然是他那些倾心相惜的朋友，上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人物如章太炎、于右任、郁达夫、李铁夫、高剑父、张善孖等人，除了知音情谊，也从未为他的际遇带来任何实际利益。一生孤独，一生狂欢，也许大多数人终不能找到进入他那自由王国的路径，但有心人会感觉到，他那清澈的双眸就悬在晴朗的夜空，他的大笑，在十万大山的松风中激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