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第一座国父铜像。（摄影：王苏宁）

国父生平特展。（摄影：王苏宁）

中山堂外景。（摄影：王苏宁）

台湾“政坛四公子”之一陈履安。（摄影：王苏宁） 

铜管五重奏乐团演出。（摄影：王苏宁）

艺术家的儿子在发言。（摄影：王苏宁）

    10月10日在台湾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是“中华民国”的“国庆日”。可是记者这一天在台北却几乎没有感到什么节日的气氛，街头比平日还要冷清，天空中时时飘起雨丝，太阳几乎没有露脸，倒似乎精准地反映出了多数台湾人此刻的心境。

    确实是没什么好庆祝的，纵横肆虐的“莫拉克”台风，不仅在台湾南部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而且吹得“马政府”人仰马翻，“刘内阁”总辞，民意支持度像坐上过山车般急速下滑。为了挽救声望，马英九宣布取消所有“双十”庆祝活动，以示“与民同苦”。

　　倒是此前一天台北市的一个不起眼的活动，被与会者说成“就算是唯一的一个国庆庆典吧”。

　　在台北曾经最热闹繁华的西门町附近，有一座鲜为人知的“中山堂”。说起来这还是一座“国家二级古迹”，它的前身是日据时期为了纪念日本裕仁天皇登基，并作为施政纪念重要项目而兴建的“台北公会堂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台湾省受降典礼便在这里举行。光复后“公会堂”更名为“中山堂”，并由台北市政府接管，成为官方及社会各界举办重大集会的场所，台湾的一些重要外事活动亦在此举行。现在它还是台北市立“国乐团”的排练和演出场地。

　　中山堂外有座“国父”铜像，迄今已有60年的历史，是台湾户外第一座“国父”铜像，背后更蕴藏着一段感人曲折的故事。

　　台湾光复之初，全岛热烈欢迎回归祖国，为向“国父”表达崇敬之意，本土金融家陈炘提议塑造“国父”铜像。留日青年雕塑家蒲添生(1912-1996)在其岳父陈澄波的举荐下，接下这个重责大任。蒲添生为制作“国父”铜像，举家从嘉义北迁至台北，在大正町三条通（今中山北路及林森北路附近）成立工作室，并从日本引进翻铜技术，建造光复后台湾第一家铸铜工厂。

　　在雕塑铜像期间，蒲添生经历了两任市长，铜像完成时又遇上“二二八”事件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，以致铜像完成后无人闻问。更令人沮丧的是台币币值从旧台币转换成为新台币（一夕间4万旧台币变为1元新台币），原订20万元的制作费，变成仅值新台币5元。蒲添生不仅分文未得，还得自掏腰包支付铸造费用。于是他亲自拜访台北市长游弥坚，市长允诺铜像先树立，再募款。此事经公布后，民众踊跃捐款，方使蒲添生不至倾家荡产，国父铜像终于矗立在以纪念他为名的中山堂前广场。1949年10月10日，当时的省主席陈诚主持揭幕大典，出席贵宾包括台大校长傅斯年、抗日名将李友邦等人。

　　10月9日，台北市文化局在中山堂边的小广场上举行了一个“中山堂‘国父’铜像设立60周年纪念活动暨史料影像展”。在缅怀特展开幕会前，有一个铜管五重奏乐团暖场助兴。除台北市一位女性副市长致词献花外，还邀请了当年与会贵宾的第二代共襄盛举，其中除了雕塑家蒲添生和李友邦的后人外，还有陈诚的儿子、当年政坛“四公子”之一的前“监察院院长”陈履安。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那另外的三位“公子”分别是台湾前“外交部长”钱复、前台湾清大校长沈君山，以及大名鼎鼎的“连爷爷”——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。

　　当年风华正茂、叱咤风云的四公子，如今都“美人迟暮”，“国父”更差点沦为“外国人”。政治上的沧海桑田，又哪里是我们平凡百姓所能领略的呢！